2024年5月17日，王先生刷到一个直播间，女主播“小甜甜”笑容甜美温柔，气氛热闹。王先生看了几分钟，点了个赞就退出了。
几分钟后，一条私信提示弹出，发信人竟是“小甜甜”。她先是感谢点赞，接着便自然地聊起天来。
王先生并不知道，屏幕那头甜美主动的背后，是一个利用直播PK实施诈骗的陷阱。
“同城”的巧合
女主播“小甜甜”告诉王先生，他们两人恰好在同一个城市，还发来实时定位，距离他不过几公里。“小甜甜”主动提出添加微信好友，接着便熟络地和王先生聊天，言语间流露着"希望见面吃饭"的期待。
5月18日凌晨，仅仅聊了几个小时，"小甜甜"发微信消息说，稍后直播要打PK，希望王先生能来“撑场面”，如果赢了将会送王先生一个“惊喜”。
直播开始，她和另一名主播连麦PK，屏幕上礼物条你追我赶。起初，王先生只送出了几个普通礼物，“小甜甜”在公屏和私信同步表达感谢。胜负的焦灼感被刻意放大，王先生在这种情绪催化下开始充值并送出更昂贵的礼物。就在PK快要结束，"小甜甜"的进度条看似胜券在握时，对手的礼物值突然飙升，瞬间反超，PK遗憾落败。
“小甜甜”很快私聊王先生，称只有完成平台的任务量、赢了PK，才有时间和他一起吃饭，并发来一张角度亲昵的自拍。王先生的好胜心与保护欲被激发，再次点开充值界面。
“只差一点”的陷阱
接下来的数小时里，"小甜甜"连续发起多场PK，王先生送出的礼物金额从几十元渐涨到数百元。但PK的结局却总是以失败告终。
每次失败后，“小甜甜”都会在微信上倾诉委屈，发来更多自拍或短视频。可每当王先生提起“见面吃饭”的约定，她不拒绝，也不给出见面的确切时间，只是用一句句“快了”“再等等”“先帮我完成PK任务”将王先生的期待悬在半空。
从期待到困惑，王先生感觉自己的打赏，似乎只换来了屏幕上短暂的感谢、私聊里暧昧的图片和永远在“下次”的承诺。
短短一天时间，王先生累计打赏数千元，当他表示无力再支持，并明确追问见面何时能兑现时，对方的热情迅速降温。那个曾经“近在咫尺”、聊得投机的“小甜甜”，连同他累计投入的数千元，一起消失在网络的另一端。
直播PK榜后的人为操控
王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。公安机关侦查发现，女主播“小甜甜”就职于某文化传媒公司，该公司旗下有多个直播团队。涉案团队最初从事常规直播，但部分成员逐渐摸索出一套赚钱快的手法：通过技术手段发送虚假定位，伪造同城身份，暗中安排团队其他主播“连麦对战”，由幕后“气氛组”配合“抬榜”——即在对面直播间大量刷礼物，让观众误以为对手实力强劲、竞争激烈。每一场PK的输赢、每一次礼物的反超，都是团队在幕后精准操控的结果。
他们利用这种虚假直播数据，激发观众的好胜心与“沉没成本”心理，迅速诱导其打赏。团队负责人毛某不仅没有制止，反而默许、纵容。
2025年4月，案件移送普陀区检察院审查逮捕。面对毛某辩称“打赏是民事赠予非诈骗行为”，及相关电子数据提取梳理不全面问题，检察官制定了详细的补充侦查提纲，引导重点固定关键证据：一是针对性核实被害人身份，将包含诈骗话术的聊天记录与被害人举报、打赏记录进行匹配；二是完整梳理团伙内部工作群、排班表等关键电子证据，明确成员分工与层级，固定犯罪事实。
2026年1月，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。为精准认定犯罪事实，检察官细致梳理涉案团队的资金流水、内部“业绩”提成记录以及成员间的海量聊天记录，精准锁定每一名犯罪嫌疑人的具体行为、涉案金额，查清个人非法获利。
由此，该团伙的层级结构、具体分工清晰呈现：犯罪嫌疑人毛某为负责人，其下为直辖经理，原负责招募与管理，后转为督促成员以诈骗话术“开拓业务”；队长层级负责具体执行，包括话术培训、聊天监督，并在PK时指挥“气氛组”操控结果；最底层采用"双人搭档"模式，由经纪人负责引流吸粉，主播专注出镜表演。
办案检察官指出，该团伙的诈骗手段极具迷惑性。他们利用网络直播的互动性和打赏机制的博弈性，将诈骗行为包装成“粉丝支持主播”的情感互动。被害人以为自己在支持喜爱的主播，浑然不觉自己已成为犯罪团伙的“提款机”。
经审查认定，自2024年4月该团伙实施诈骗至案发，共诈骗多名被害人钱款4万余元。
2026年3月，普陀区检察院以诈骗罪依法对毛某等8名被告人提起公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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